交通紅綠燈規矩的兩次改動

 

世界上人人都了解紅燈、綠燈、黃燈這三個交通信號燈及其功用。這三個燈的功用終究反映在兩項法令規矩上:

 

一是,“紅燈停,綠燈行”。這是全世界各國一起恪守的交通規矩,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高度“一致性”,是因為這一規矩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聽說,紅光的波長比綠光的波長要長得多,人們在很遠的間隔就能發現紅燈的提示。紅燈的安全性提示要比綠燈的提示有用得多。

 

二是,設置黃燈作為紅燈與綠燈之間的過渡燈。聽說,世界上最早只要兩個燈,即紅燈和綠燈,并規矩綠燈允許車輛通行,紅燈制止車輛通行。是一位華人在美國向當地政府主張增設一個黃燈作為綠燈與紅燈之間的過渡燈。理由是:當車輛在綠燈狀態下行駛時,俄然呈現紅燈,駕車者無法緊迫剎車。不然,剎車后的慣性會導致前后車輛呈現追尾事端。美國當地政府采納了這一主張,從此全世界就有了完好的三個交通信號燈。這一史實雖無法考證,但交通信號燈從兩個燈進化到三個燈反映了人類知道的精細化過程。

 

我國的法令也是這樣來定位三個燈的不同功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6條規矩,交通信號燈由紅燈、綠燈、黃燈組成。“紅燈表明制止通行,綠燈表明準許通行,黃燈表明警示。”換句話說:紅燈是禁行燈,綠燈是準行燈,黃燈是警示燈,或許叫“過渡燈”。我國人在這一規矩下已生活了幾十年。但在新我國歷史上,咱們曾有兩次試圖改動這一規矩,但都因違背自然規則而遭到相應的賞罰,終究以失敗而告終。

 

榜首次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將“紅燈停,綠燈行”,改為“紅燈行,綠燈停”。從此,交通事端頻發,咱們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第二次發生于2013年。這次倒不是改動“紅燈停,綠燈行”規矩,但想改動介于兩者之間的一個燈,黃燈的規矩。2012年,公安部第123號令修訂和公布了《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運用規矩》,提高了對駕駛機動車違背道路交通信號燈通行行為的處分力度。與此配套的《公安部令第123、124號一百問》,將搶黃燈行為列入“違背道路交通信號燈通行”行為,給予與搶紅燈相同的處分。這一新規矩從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其時追尾事端頻發,全國一片嘩然,爭議四起。在一片反對聲中,有關部門已宣告暫停“黃燈處分”規矩的執行……

 

對于這兩件事,決策者和立法者本來都是出于好意,但都辦了“壞事”。關于榜首件事,它違背了駕車者對紅燈會比對綠燈更警惕的科學事實,加上與世界規矩相悖,并一改曩昔的習氣,怎么可能不導致很多事端。關于第二件事,立法者是鑒于實際中有些事端是因為當事人搶“黃燈”造成的,因此決議對闖黃燈者給予與闖紅燈相同的處分,目的是為了削減交通事端。可是,決策者恰恰忽視了:我國的車輛也是在這三個交通信號燈下通行的,并且在這樣的規矩下運行了幾十年:綠燈讓車輛通行,紅燈制止車輛通行,黃燈作為警示燈,提示車輛根據具體情況,或許抓住經過,或許停下來。因此闖紅燈屬于違法,應當遭到處分(曾經是罰款,現在是罰款加扣分)；而闖黃燈不屬于違法,因此不受處分。這是曾經的習氣和現狀。現規矩對闖黃燈也要處分,其實是取消了黃燈,延長了紅燈。暫不討論它的合法性(有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嫌),就科學性而論恰恰違背了牛頓定律,讓人類從“紅燈——綠燈——黃燈”年代重新退回到先前的“紅燈——綠燈”年代。

 

馬克思認為,法令只不過是服從人類理性的自然規則和社會規則。自然法學派代表人物格勞秀斯說:“自然法是如此不行改動,甚至連上帝自己也不能對它加以任何改動。”格勞秀斯這里說的自然法,其實就是指客觀規則。自然法不行違背,其實就是客觀規則不得違背。這就是說,立法有必要符合客觀規則,也就是要求“科學立法”。“科學立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要求。所謂“科學立法”,就是要求咱們所立法令內容有必要符合客觀規則和實際情況,要行得通。立法違背自然規則和社會規則,就難免會遭到自然界和社會的報復。